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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擊網絡詐騙必須修改相關法律
趙志疆 2016-02-24 大河報

10月27日,大河報報道了“網絡求助帖‘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縣西區長沙貢馬鄉小學急需10歲以下孩子的舊衣物’被瘋傳引愛心人士捐贈熱潮,調查發現此為虛假信息,所留求助電話竟為廣東號碼且會產生費用”一事后,眾多讀者均稱幸虧辟謠及時,險些上當。然而報道發出后,記者發現網上仍然有人在傳遞此詐捐微博。

網絡詐騙荼毒社會空氣

在微博、QQ或者手機短信上,類似這樣的虛假求助信息經常發生。先后傳出的“內蒙古農大女生緊急求助Rh陰性O型‘熊貓血’”,“廣西白血病高中生求助”等均被證實為虛假信息。此外,記者調查了解到,在汶川、玉樹地震期間,就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手機短信和網絡方式實施詐騙,以慈善機構的名義附上銀行賬戶,呼吁社會各界向災區捐款,騙取市民的“愛心錢”。

 網絡詐騙就像一只從虛擬世界伸出的“黑手”,在現實世界變幻多端,或冒充公安機關,或冒充親人朋友,或冒充歹徒綁匪,詐騙錢財是其唯一目的。盡管伎倆不斷被媒體披露,但依然有人掉入陷阱。以騙取公眾同情心為掩護詐騙錢財,這樣的手段更為惡劣,這不僅是在詐騙錢財,更是在荼毒社會空氣——誰能想到,當公眾為弱勢者籌募善款之際,卻一不小心跌入騙子精心設計的圈套?提醒公眾加強防范固然不錯,但行政力量終究不免會有疏漏,在政府救濟難以企及之處,如果因人人自危而失去社會援助,那些急需救助者豈非要面臨更加窘迫的現實?

詐騙罪門檻成了騙子安全檻

盡管在社會上造就了惡劣的影響,但網絡詐騙卻似乎很少受到嚴厲的法律制裁。不久前,廣州市中院課題組在調取廣州市中院及12個基層法院2008年至2011年間判決的網絡犯罪案例后發現,就涉網絡詐騙類犯罪而言,判決數不及報案數的1%,“發案比例最高而判決比例最低”,“判決率達到了驚人低的程度”。這樣的尷尬,在各地都普遍存在,由此使得各類網絡騙局不斷花樣翻新、愈演愈烈。

究其原因,在于現有法律條款對于網絡詐騙缺乏足夠的威懾力。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,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,才構成犯罪。根據相關司法解釋,詐騙罪的數額較大以三千元至一萬元以上為起點?,F實生活中,網絡詐騙似乎很少單筆達到三千元,由此也就逃脫了法律的制裁。這樣的法律規定,顯然不利于對網絡詐騙行為實施精準打擊——詐騙分子單筆詐騙的金額大多不足三千元,但由于其普遍四處撒網,因此實際詐騙金額或許已遠遠超出這一數字。因為單筆數額較低而放棄法律制裁,不免將導致類似騙局的愈演愈烈。在網絡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,僅靠公眾加強自身防范未免收效甚微。

有鑒于此,希望人大代表能盡快提出法律修改議案,盡快修改相關法律,一方面可以考慮適度降低詐騙罪的起刑點,另一方面可以明確規定,利用發送短信、撥打電話、互聯網等電信技術手段對不特定多數人實施詐騙行為的,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“其他嚴重情節”,以詐騙罪定罪處罰。

重拳出擊急需解決管轄難題

雖然騙子在全國范圍內騙到的錢很多,但具體到每一個受害人卻都是相對較小的款額,而受害人之間也很難聯合起來報案,所以,依照法律,這類款額較低的詐騙案件大多由地方公安機關立案偵查。但網絡犯罪往往是跨區域的,往往牽涉多個地方,比如,一個短信詐騙,雖然騙的是河南鄭州人,但騙子的手機可能屬于北京號段,騙子的人可能在廣州,騙你匯款的賬號開戶銀行則可能在河北,按照相關法律規定,詐騙罪以犯罪地管轄為原則,然而,行蹤不定的網絡詐騙導致難以確定哪個地方是犯罪地,由此導致基層公安機關無法立案,甚至互相扯皮。

針對網絡詐騙,現行的法律法規并不完善,而且定義也較為模糊。在此類案件處理上,對于網絡詐騙未遂、網絡詐騙數額較小的,公安機關往往沒有給予立案,而在此類網絡詐騙案件的偵破上,很多基層公安機關卻又并不具備偵破的能力,需要按規定上報,這不但錯過了破案的最好時機,也為日后的破案增加了難度。

現實生活中,很多遭遇網絡詐騙的受害者往往投訴無門,由此不僅使此類騙局更加有恃無恐,而且也不免損害到法律的尊嚴,以及公安機關的聲譽。要想解決這樣的問題,首先就要擺脫管轄權的困境。由此,不妨考慮在國家公安部成立專門的執法機構,統一打擊跨區域的詐騙案件,從而避免管轄權之爭導致公眾利益受損、國家法制受損。

對于網絡詐騙,不僅應教育引導公眾學習一定的防范網絡詐騙基本知識,更為關鍵的是,應當針對這種新型犯罪行為及時填補法律空白,從而實施更加精準的打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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